灯具作为人们常生活的必需品，除了具有照明功能外。汉代是我灯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广东两汉灯具较多出土于广州市郊，其年代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后期均有，灯具的材质主要为陶，有少量为青铜制成。陶多为泥质陶，有少量夹砂陶，陶质有软陶但更多的为硬陶。广东两汉墓葬中灯具的出土位置记载较少。
我国古代灯具研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先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在专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对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灯具有详细阐述。《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和第节对汉代灯具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据，从考古方面梳理了汉代灯具的发展过程，将汉代灯具的种类作了较为详实的分析。在《中国圣火》中，介绍了中国火烛和灯具的起源发展，阐明了照明材料的发展变化对灯具类型演变的影响。
在考古学领域，近年来对于汉代灯具研究大致存在两种方向：一种是从宏观层面着手，研究这一时期灯具发展的全貌；另一种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着重对灯具的某一方面做出分析。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成架的有蒋晓红的《两汉灯具》，在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两汉灯具进行了深入研宄，探寻了汉代灯具时代发展的演变状况，其中对两广地区出上的汉代灯具也作了一些分析，但都比较简单，本人在其分析的基础之上，对两广地区出土汉代灯具作了更进一步的分类研究。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对于灯具的研究有所偏重：从研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灯具设计中的技术运用和艺术价值的研究，对于考古方面的研宄不够；从研究范围来看，主要侧重于通史性的研究，缺乏对灯具的分区、断代方面的比较研究，区域性灯具研究少，对两广地区汉代灯具进行单独研究的文章很少，特别是广东地区汉代灯具的专门性研究几乎没有；从研究方式来看，多见于散点研宄，缺乏结合汉代社会生活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中缺乏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灯具的研究涉及到考古学、社会学、美术学、历史学等等多学科领域，当前的文章多着重于自身领域的研究。
20世纪中期以后至今，广西两汉墓葬中出土灯具目前见于考古报告的有93件，灯具的材质主要为陶，青铜次之，还有极少数为铁、滑石制成。陶多为泥质陶，有少量夹砂陶。广东汉代灯具主要出土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地区。可见，当时灯具使用范围主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统治核心区。
两广所出汉代灯具主要是西汉后期和东汉后期的。目前己发表的考古报告中所见两广汉代灯具件，能够确定大概年代的有件。两广汉代灯具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后期数量最多，西汉中期与东汉前期数量较多，而西汉前期和东汉中期数量极少，这与两汉历史的发展是相对应的。
西汉初期，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中原残破、国力空虚、兵民疲悉，而此时南方百越受赵伦的统治“甚有文理”，权衡了对南越和与战的利弊后，汉朝决定缓和与南越国之间的矛盾，于是实行了“释伦弗诛”的安抚和羁縻政策。文帝时继续高祖时期的政策，赵佗承诺去掉帝王制度改称为王，但表面上对汉称王，在南越内部却称帝如故。
直至汉武帝即位初期，仍维持着这种种“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的似是君臣关系，实则为占守一方的割据政权的独立状态。这一时期内，由于与中原王朝关系比较疏远，南越国独守一方，加上处于南方边睡，人口数量较少，各地幵发程度还很低，所以这一时期的灯具数量极少。
汉武帝即位以后，国家政权巩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国富民强，于是汉武帝决定用武力征伐南越国。于元封元年，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祉、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并实行募民徙边政策。通过一些手段鼓励中原人迁徙至两广地区生产生活。
东汉前期虽然中原地区经过了王莽之乱，绿林、赤眉起义的战乱，经济发展有所下滑，但经过光武帝刘秀的治理，出现了“光武中兴”时期。这一时期纲纪整肃，吏治严明，加之两广之地又有一批贤吏治理，他们因俗行令，施政宽简，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大体上保持着安定的局面。因此，东汉前期的手工业在西汉后期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前进。
但东汉中期中原大土地所有者占主要地位，对于边远地区的管理也随之减弱，两广地区又出现了巧取豪夺、办事无能且对百姓极度残忍的地方官吏，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于是人们纷纷造反。这一时期的战乱严重的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因此，东汉中期灯具数量极少。东汉后期随着民间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两广地区手工业又里现出蓬勃发展之态，这一时期出土的灯具数量较多多。由此可见，灯具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两广汉代灯具的类型及特点。灯具现在一般认为，是从食器中的豆转化而来的而且灯的最早称呼也不是“灯”。豆多用青铜、陶瓦所制，目前学术界认为，我国最早的灯具就是豆形灯。两广地区灯具的发展与当地历史发展是同步的。
汉武帝受到在西域屯田成果的鼓舞，强制一些地区的居民迁徙两广。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西汉中期开始，灯具生产在两广地区渐渐发展起来。产生了陶质灯具、金属灯具、石材灯具，也就是滑石灯等类型。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的日常生活用具大多都是铜器和漆器，但一般平民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以使用陶器为主，在汉代的墓葬中，陶器也是被作为随葬的主要明器之一。汉代陶器制造手工业发展比较快，就算是距离中央王朝统治中心较远的两广地区，制陶手工业也有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统岭南并推行募民徙边政策以后，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制陶技术在两广地区快速的发展，陶制灯具也随之大量出现，无论是造型还是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两广地区出上有大量制作巧妙、工艺高超的陶制灯具。
金属灯具有铜灯和铁灯两种。两广地区地处我国南方边睡，与屮原地区相比其手工业发展程度大大落后。但随着中央王朝的统一和各地文化经济的不断交流融合，两广地区也使用制作精美，造型独特，装饰优雅的青铜灯具。石材灯具，也就是滑石灯。汉墓中所见的滑石器多数是用整块滑石雕刻而成。
下面聊聊汉代灯具的用途。由于两汉的丧葬观念，日常生活中的灯具数量显著增多。两广灯具伴随着当地经济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快的也走上了发展高峰期。汉代中期以后，当地灯具类型逐渐丰富起来，灯具的制作水平己经相当精美。
汉代灯具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而有所不同，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将灯具分为豆形灯、行灯、盾灯、多枝灯、釭灯和异形灯六大类、日本考古学家林巳奈夫在《汉代文物》中将灯具分为高灯、行灯、虹管灯、雁鱼灯等，按照功能的不同，两广汉代灯具可分为盘灯、行灯、吊灯、釭灯、烛台五种类型。
盘灯是我国出现最早的灯具类型，发现数量也最多。盘灯有两种造型，一种盘灯造型与豆类相似，盘有深有浅，两广地区这种类型的盘形灯，灯盘一般都比较深，可能与组地的气候等有关。汉代灯的燃料主要为动物油脂，而两广地区温度较高，油脂容易融化，因此一般灯盘都比较深，两广制作这类盘灯的材质包括陶、青铜、铁、滑石四种。行灯，就是在行走的时拿在手里的灯具。因为主要是行走时使用，为便于手持，灯盘上附有长柄。西汉中期以后，两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因此，行灯在这一地区出现。
吊灯可以说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灯体配有链条，可以悬挂。釭灯，也称为虹管灯，因其灯体有虹管，利用虹管将灯烟吸入灯座。灯体为空腔，内部可以盛装清水；导烟管可以把灯罩里的烟灰等导入灯体并溶于水中，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将膏脂溶入可转动的灯盘里并置以灯芯，即可点燃照明。
烛台是一种带有尖钉或空穴以托烛的无饰或带饰的照明器具。两广的烛台均出土于广东，主要在广州市及周围，所见最早的烛台要数西汉中期南越王墓出土的烛插。纵观整个两广地区汉代灯具的出上情况，可以看出两广地灯具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官府又比较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大量设立官方管辖的乎工业部门。
西汉末期，经过王莽之乱，绿林、赤眉起义的战乱，屮原经济发展呈下滑趋势，但两广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手工业继续发展。东汉中期由于广西地区战乱影响，两广地区局势很不稳定，经济符所下滑，这一时期手工业也受到一定影响，灯具发现较少。东汉后期，随着战乱的平息，经济又有所恢复，灯具生产再次增加。两汉时期伴随着“天人感应”世界观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丧葬观念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也促进了灯具的发展。
两广灯具造型丰富多样，出现了一些造型美观优雅、构造合理、技术含量高的艺术珍品。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而言，两广灯具在造型、装饰等方面还是落后的，在中原地区，大型灯其常常出现，而在两广地区大型灯具是极其少见的。可见，在汉代，两广经济文化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有很多不足。
两广灯具除了有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以外，还融入了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外族文化多种因素。这主要是由于两广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两广地区地处我国南部边疆，与中原相距较远，但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中原文化源源不断的融入本地文化之中。这一地区又靠近楚地，自然受到楚文化影响。
两广地区是海上丝網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有通往南亚诸国的最早的港口。随着与外族贸易的频繁，外族文化也传入这一地区，表现在灯具上，主要是在广州、合浦等地出上的人俑座灯，这些托灯人形象多具有异族特征。可见，在当时番禺、合浦等地是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是中外商贾交换商品的港口，因此，在文化上也受到外族的影响。
总体上来说，两广地区汉代灯具生产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快，特别是在汉武帝统一岭南，设立郡县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两广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带动了灯具的生产，灯具的使用逐渐普遍起来，大大的延长了人们的学习娱乐时间，丰富了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