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是人们生存的基础，是人们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秦朝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为底下，岭南先民更多地是利用大自然馈赠，采集各种动植物来食用。秦统一百越和赵佗建立南越国后，由于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加上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岭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快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食材得到了很大的开发和补充。近年来，广州汉墓出土了众多陶屋，这些陶屋大多数都设有厕所和围栏，围栏是养殖牲畜的，其目的是收集人粪和家畜粪便，以便用来作为农作物的肥料，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佛山汉代水田模型上有堆肥，可知，汉代岭南人们已懂得以基肥增加地力，以求高产。所以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以积存厩肥，通过农业和畜牧业的相互依赖和补充发展生产。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饮食资源大大增加，饮食结构得到优化，饮食习俗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粮食是饮食文化的基础。说到粮食我们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五谷”，古代人们习惯把粮食作物统称为“五谷”，其实早在秦汉时期粮食作物品种就已经大大超出了“五谷”的范围，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审时篇》就列举了当时六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分别是：禾（稷）、黍、稻、麻、菽、麦。岭南地区气候温暖、江河众多、降水丰沛，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水稻的种植和农业的发展。岭南地区最主要的粮食就是水稻，大米是人们饮食中最重要的主食。秦统一岭南和南越国建立以后，岭南地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其家乡的粮食作物，丰富了岭南地区的主食结构。
水稻喜湿热，岭南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阳光充足、降雨丰沛，水系发达，土地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的种植。岭南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上世纪70年代在广东马坝石峡遗址的中下层就发现了许多栽培稻的稻草和稻谷遗壳。经广东农业科学院粮食研究所鉴定，这是人工栽培稻，属釉稻和埂稻，距今约-年。石峡水稻的发现，证实了早在新石器时期，珠江流域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但是由于岭南地区远离农业发达的中原，生产力落后，因而耕作方式比较粗糙，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土地的利用率不高。秦统一岭南和南越国建立以后，岭南的农业生产技术获得了较快的进步。从岭南地区出土的众多汉墓中发现了许多青铜、铁器和牛俑等文物，可见秦汉以来，岭南的冶铁业已获得长足进步，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得农耕技术得到了提高。
在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出土了一稻作陶田模型，表明汉代珠三角地区的水稻耕作已采用方块水田、一人一牛耕、“V”形犁、秧苗移栽、二造制、堆肥等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耕作技术。这表明汉代广州地区已采用铁犁牛耕，并提高耕种技术，采用育秧移栽，大大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农业的丰收创造了条件。《汉书地理志》记载岭南已开始“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可见在秦汉时期，岭南稻作耕种方式已经从“火耕水耨”的粗糙式向男耕女织式的“精耕细作”稻作生产模式转变。同时陶田旁边还有小船，极富岭南农业的特点。此外，在岭南地区众多汉墓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很多有关稻谷的遗迹。广西合浦县风门岭二十四号汉墓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在对该墓葬随葬品的清理过程中，从一件陶仓，内发现有黄白色粉状物质，经鉴定，正是稻谷遗存气在以南越王宫署遗址为代表的广州汉墓中也出土了稻谷的相关遗迹。
东汉杨孚在《异物志》谈到：“交趾稻夏冬二熟，农者一岁再种”可见，汉代以来，岭南水稻种植已经形成一年两熟的风俗。稻作多熟制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岭南地区稻谷的年产量。秦汉以来，在各种古代历史典籍中关于稻作的记载越来越多，加上众多稻作遗迹的发现和多熟制的出现，我们可以断定在秦汉时期，水稻就是岭南地区居民日常中最重要的主食，并且一直延至今天。
除了稻谷，岭南先民日常生活中还经常食用甘薯。甘薯易种植，是岭南先民普遍食用的一种食品。汉代岭南居民会把甘薯当成大米来食用，尤其是在稻谷产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充饥食物，更有甚者不种稻谷而只挖地种甘薯，还在秋天收成之后，切粒散干存储以充当粮食，这和我们今天广东、福建一带人们会晾晒番薯干的习俗很像。可见，在汉代时期甘薯也是岭南地区人们主食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不过杨孚和嵇含所说的甘薯并非是我们今天的番薯或红薯，我们今天所食用的番薯是近代才传入我国的，这点我们需要加以区分。关于番薯的起源与何时传入我国，不少学者都已经做过相关的考究。据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室杨宝霖考证，番薯应该是东莞陈氏族人陈益于明万历十年设法从安南带回薯种在家乡试种成功，并据此认为“东莞小捷是我国大规模引种番薯最早的地方”气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从吕宋带回甘薯藤回国试栽成功,第二年，福建遇到荒年甘薯得以推广。梁家勉先生也做过相关考究，他在《番薯引种考》一文中写到番薯最早传入我国的年代应该为万历十年。途径最少有三处：一处是从越南到广东电白，一处是从越南到东莞，另一处是从吕宋到闽境长乐。历史学家黄现璠亦考证过这两者的起源，他的观点即《南方草木状》里提到的甘薯并不是红薯，而是芋头一类的“山薯”。
除了南方地区传统的农作物外，秦汉时期人们主食结构中还有传统的北方农作物一一粟、麦、椒、麻等。秦统一岭南后，很多南下的士兵就在岭南安家。由于岭南地区政治环境相对北方来得安稳，远离中原频繁的战乱，人们生活比较安定，因此有大量的北方人先后南迁至岭南地区。他们南下的同时，也把其喜欢的北方农作物一起带到了岭南。因此，岭南地区就出现了粟、麦、椒、麻等北方的农作物。我们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这些作物在古代岭南地区的存在，也能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岭南地区发掘的众多汉墓中就发现不少这些粟、麦等传统的北方作物存在的遗迹：
粟麦是北方传统的农作物。据汉代恒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中记载，汉代还把粟作为口粮的代称：“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可见粟地位的重要性。当时，南方地区也大量种植粟，在今天的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均发现汉代粟的实物气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了动植物残存除有稻谷和粟等农作物气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到：“广州无粟，惟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气勤州应为今天的广东阳春一带。麦类植物先秦文献里称为“来”、“牟”。东汉安帝时曾：“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⑥表明小麦的种植区在进一步的扩展。考古发现，汉代的麦类遗址存分布很广，除了黄河流域外，广州汉墓也发现了小米、高粱的遗存。
菽（大豆）在秦汉时期是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之一。秦二世元年（前）下令“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在今天的广州、梧州等地均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大豆遗存。我们今天所食用的豆腐，便是大豆加工后而来的。
麻是麻类的总称，雌麻的籽可以食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到汉代麻的种植十分广泛，齐鲁地区种植麻者达千亩之多。长沙马王堆和广西贵县罗泊湾就有大量麻子实物，因此我们可以知晓，在秦汉时期的岭南人们应该也有食用麻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秦汉时期以来，随着大量中原人的南迁使得北方传统的农作物随之传入岭南地区，岭南居民从原先的以稻米为主，甘薯为辅的主食结构发展成以稻米为主食，同时夹杂着甘薯、粟、麦、麻、椒等北方粮食作物，主食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