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5154121.html晚清北海北岸（档案馆藏照片）历史上每次发生瘟疫的时候，北海人都是很迷信的。《中英烟台条约》把北海辟为通商口岸，英国驻北海海关的税务司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年，……5月，疾病大流行，居民决定抬菩萨游行，一个穿着华丽的队伍在本月14日游行。无不称奇，在这天以后，瘟疫不再出现。”瘟疫、台风、地震、大旱、洪水，还有雷公打人，等等，都是天命，人不能违背天命，因此瘟疫一来，自然是跪下来，跪地不是求饶，是寻找神灵保佑。天命难违，天怒难犯，那么就找别的能与“天”说上话的神佛菩萨。圣人说过，“上天有好生之德”，像张爱玲对胡兰成一样，“把自己低到尘土里”，“天”就能回心转意，。抬着菩萨游一趟街，瘟疫划上了句号。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它当成了“心诚则灵”的证明。那时候也有“科学”，虽然不知道病*、细菌、微生物，更不知道细胞、基因什么的，但凭经验，知道瘟疫往往“应时而生”，发于冬春至夏初，灭于盛夏，因此称之为“时疫”。曹植在《说疫气》中就说过：“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一说阴阳，还是回到了“天意”和“天命”上，没有能够朝着发现细菌和病*的方向走。而各种层出不穷的灵验“神迹”，成了“证实性偏见”，不断加剧着人们的迷信心理。需要声明的是，说北海人的迷信，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迷信，起码是南方人的迷信。虽然南方人常说，我信你个*！从地域文化而言，南方地区*神迷信风气的确较北方更盛，多神教遍布社会各阶层，敬奉的神明杂乱无章，祖宗牌位、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土地灶君、财神门神、散仙祖师、关帝岳爷……万物都有灵，风有风神，雨有雨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河边突兀的一块大石，村头参天的一棵大树，包括池塘里一只千年老龟都成精作怪。祥林嫂之所以要捐门槛，就是因为觉得有灵附在上头，可以替自己赎罪。春节抬大神（本人摄）因为神多，人就活得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神祇，真正成了动辄得咎，因此，谶纬卜兆无处不在，看相、求签、问花、卜卦、算命、驱邪、捉*、放生、择日、禳灾……平日里的举止行状，起名、婚姻、丧葬、出行、谋事、建房、砌灶，甚至于剃头、理发等种种细行，都自觉接受超自然力的主宰。说件荒唐之事：北海的“中国最美海岛”涠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日寇占领，年，驻守涠洲岛的台湾士兵串连岛民起义，商定起事的当晚，一行人赶往日本兵把守的电台，路上遇到一个晒鱼棚无故倒塌，于是决定起义改期，差点没有功亏一篑。南人迷信，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缘于客观环境。相对于中原地区，南方山地较多，地处偏远，正统的教化较为滞后，文化相对封闭；另一方面，山区民居分散，农事上“各自为*”，组织性差，生产力落后，靠天吃饭的特点更为明显，因此，对大自然的神秘感、无力感更为强烈。清末至民国，北海为广东所辖，但北海人的迷信似乎较广东还甚。清末编纂《北海杂录》的广东三水人梁鸿勋认为“迷信神权，中国通病，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他的依据之一，是北海数不清的各种供奉神灵的庙宇，“埠上有三婆、三王、文武帝、龙王、华光、普度震宫等庙，外沙有龙母庙……此外各村落更每设神坛，其小庙尤不可缕指。”有庙自然就要烧香，“北海每岁正月望日，附近各村如独树根等，例奉华光神出游，排列仪仗，遍游北海各街，所至辄恭设香案，民扶老携幼，焚顶烧香，迎诸道旁。是日也，锣鼓喧阗，士女踊跃，一年之内，推为极盛。”曾经的普度震宫门楼梁鸿勋族弟在北海做洋务，他整日与洋人打交道，那些“不可缕指”的寺庙和烧香拜神的盛况，在别人眼里司空见惯，但对他来说，心理上对北海迷信风气的感受自然要强烈得多。他描述了北海人看病执药的情形：只要得了病，病家就带着一本医书，到菩萨前占卜，吃什么药听从神灵指点。还有的直接扛着华光神到药店，神灵指着药柜哪种药就执哪种药，以致“扛神往来街上，则鸣锣喧阗以随其后，几于无日无之，在不知其俗者闻之骇然，疑有意外之警，而土人习以为常”。北海人信神不信医，以至当地流传“饿死医生，饱死巫人”的说法。这句话应该出自《廉州府合浦县民情风俗民事纲目册》，它有这样一段文字：“廉（廉州）俗最喜赛神迷信，神权有特别之性质，徼福禳祸又有疾病者，延巫跳*通家达旦。志书有去‘十医不如一巫，巫师常醉饱，而医人恒馁腹’之语。”而在在清代吴震方所著的《岭南杂记》中也记载：廉属风俗，土人遇疾，惟祭*以祈福。北海人信巫不信医，给英国驻北海海关税务司的工作人员也留下深印象：“医院对患病和意外伤害提供免费流疗，但家里有人患病时，大多数人还是宁愿去请男巫……聘请男巫的耗费往医院三等病房一个月的住院费还高出许多，而且它频繁的锣声和号角声，又是那些已经给他的咒语弄得夜间无法休息的人一个极大烦恼的源头……北海是一个比较密切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口岸，可是当地对于这种驱邪术的嗜好，甚至连普通的中医也难以谋生。”在北海海关的贸易资料中，记载宣统二年（年）三月至五月北海发生鼠疫，北海死亡过千，洋行内三家经理均为广州人，同时染疫次第而亡，“下流社会多祷神求佑，故庙堂异常拥挤。”“土地”们（本人摄）北海人在婚、葬、科举和传统节日方面的礼俗，非常繁杂，堪称“集迷信之大全”。民国二十三年出版的《广东全省地方纪要》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合浦（现北海所辖县）“县民迷信尚盛，如延请道巫打斋、建醮、祈福、禳灾等事，仍未革除”“鼓吹送殡不甚繁华，迷信风水则称极点”“迎神赛会素有此风，惟仅用鼓吹抬神座各处巡游，如广属之斗巧争奇，多用彩亭彩仗则有异，与齐醮驱疫，此风最盛。又民间陋俗，遇有已故之人，请女巫问花装神弄*，说将亡*带回与生人问答，名之为问花婆。患病者则有为之拜星，并有为之打胎，甚或保护一方延诸巫诵经作法，名之为跳岭头。诸多怪剧，历经地方有司严禁，而迷信神权暗地召募仍难禁绝。”妇女是迷信的主力*，“县属妇女题助修理庙宇者极形踊跃，诸善举则举足不前，迷信神权达于极点。”迷信的不只是平民百姓，官员也一样。年出版的民国《探海灯半周刊》介绍当时危局下重新出山的合浦县长林宗汉“年迈古稀……其人貌谨愿，而主观强，善经营……尚迷信，崇*神，扶乩礼佛，有大士风。”遍地丛生的迷信，如前所述，是南方地区“多神论”的反映。但“多神”并不等于有信仰，正如浪子见一个爱一个，只是好色，并非爱情。信仰与迷信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与“现世”相联系，而“遇山拜神、见佛烧香”，“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做法，以及中国人对神祗特有的“许愿还愿”方式，等于和神仙菩萨做交易，是一种“贿赂行为”，跟信仰什么的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迷信的风行，说明一个地方的不开化。北海人浓厚的迷信风气，与“欧风东渐”前沿的沿海城市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事实上，因为《中英烟台条约》后成为通商口岸的缘故，很多现代化的器物，北海与发达国家前后脚就得到了应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德国的邮船、商船就往来于越南海防、香港、广州和北海之间；年黑白电影问世，年北海教会医医院放电影；年北海就有了电灯照明；年北海进口了英国有名的“格拉斯哥”锯木磨盘机；当时美国产的第一代福特汽车已在北海的马路上行驶；而年北海就有了水上飞机。改造前的老街（本人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迷信作为对北海人的文化观感，在这种现代化器物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更为凸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清末民国正当“近代”中国变局“现代”中国的发轫之际，种种描述、评价这个南方口岸迷信现象汇成的繁富史料，表明这种原本见惯不怪的事物，已经引起了人们的